吴真 | 三面张叔平与嘉业堂售书纠纷

1949年的郑振铎（左）与叶圣陶。

1944年，困居上海的郑振铎，出售了三批藏书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就在如此“奇窘”之中，他还有能力出版《明季史料丛书》和《长乐郑氏汇印传奇》两套大丛书。赞助郑振铎出版事业的友人，便是1940年之后频繁出现于郑振铎日记中的“叔平”“张君”，《求书日录》中“带着侠义之气概”的“张叔平先生”。

在嘉业堂主人刘承幹口中，张叔平却是“声气甚广”的恶霸。张氏将1940年“文献保存同志会”无力购下的嘉业堂宋元善本囊括一尽，且有能耐将六年来深陷日军管控的南浔藏书运至上海。但后来刘、张各不相让，终成买卖纠纷，双方搬出汪伪高官“斗法”，未分胜负，延至抗战胜利后，经过顾毓绣、蒋复璁等出面调解，方告平息。而张叔平在获得嘉业堂藏书之后，转手分批卖出，从而导致今天的嘉业堂旧藏书流散于浙江、香港、澳门、美国等地，这些书上还盖有“张叔平”朱文方印。

在1944年的上海沦陷区，这么一位各方面都“兜得转”的厉害角色，一定不是一介书生或者一名商人。如果我们顺着郑振铎日记提供的线索，向历史档案深处探寻，这时候，一个“三面间谍”的灰色身影，便渐渐浮现。

刘承幹（1882—1963）。

一、张子羽：晚清重臣张百熙的公子

张叔平的真名张振鋆（1897-1970），晚号“蜷厂”，子羽、任庵、穉潜、忍安皆为其字。他的父亲是清光绪年间的一品大员张百熙，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的创办人。张子羽为张百熙侧室杨氏所生次子，1907年其父病逝时，年方九岁，后随其母南归长沙故里，于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毕业后，张子羽投笔从戎，1928年任南京中央军校政训处秘书，曾在蒋介石军事委员会侍从室任职。此人行踪飘忽不定，目前较为清晰的文献是1946年张氏为汉奸周佛海暗通重庆一事出庭作证时留下的。马平《大成殿审周佛海》（《西南日报》1946年10月30日）记录：

第二个证人张叔平（子羽），湖南长沙人，与周佛海在军校先后同事，是顾祝同将军的亲信人物，也曾帮助张治中工作，也与军统局有过历史关系，是戴故局长雨农的朋友。他于民国二十八年回上海，是因为家庭关系而得蒋主席批准的，回沪后系第三战区驻沪联络专员。在三十年秋天，周佛海曾有书面意见呈交主席，由他亲自送交顾祝同转递，此意见就说明如何配合反攻，均有案可稽，并得主席批准。

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在当年任江苏省政府主席时，周佛海任教育厅长，两人关系曾经较为密切；而张子羽与周佛海是湖南老乡，二人既有乡谊，更有蒋介石侍从室的同僚关系。1939年，潜回上海的“第三战区驻沪联络专员”张叔平，见到了昔日同僚周佛海，从此经常出入周公馆。《周佛海日记》记录1941年12月4日，张子羽应周佛海之约，与之“纵谈国际形势、中国前途与宁渝相处之道”。通过周佛海的关系，张子羽与汪伪政府的日本军事顾问——影佐祯昭、川本芳太郎维持着“良好”的关系。

二、任庵：潘汉年、华克之的秘密战线同盟

张子羽还有另外一个身份——任庵。任职国民党党部时期，张子羽认识了比他小五岁的华睆，二人结为知交，张子羽赠予小兄弟“克之”的名字，华克之则称张子羽的字“任庵”。1935年11月，华克之策划刺杀蒋介石、汪精卫未遂，遭到通缉，随后奔赴延安，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隐蔽战线上的重要领导人潘汉年在香港和上海工作的得力助手。1939年冬，华克之潜回上海，委托任庵亲自跑一趟重庆，给军统头子戴笠送一封信。

原来，潘汉年手下有位特科情报人员名叫袁殊（原名袁学易），上海沦为“孤岛”后，袁殊以军统少将的名义留了下来，曾被汪伪“76号”逮捕，后因日本领事馆副领事岩井英一的干预而获释。为了进一步获得“岩井公馆”的信任，在潘汉年的指示下，1939年11月，袁殊出任了公开的汉奸组织“兴亚建国运动本部”的主任干事。如此一来，“叛徒”袁殊就成了军统“锄奸”的对象。为此，潘汉年通过华克之请任庵把袁殊的亲笔信交给戴笠，表示持续为抗战效力的初衷。

张子羽与戴笠也是旧识，正是完成这个秘密任务的合适人选。台北“国史馆”今藏戴笠批示称：“此人（袁殊）有热情、有办法，弟确知其不至为汉奸。”戴笠指派上海军统情报组侦查袁殊情况，经查实之后，任庵成功地将戴笠的亲笔信带回上海，从而使袁殊安心地背负起“汉奸”恶名。袁殊很快升任汪伪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清乡政治工作团”团长，周旋于日伪与军统之间，为潘汉年搜集情报。

任庵利用第三战区联络人的身份掩护，暗中为潘汉年搜集日伪和重庆的情报。1986年，华克之在《风雨话当年》回忆道：“我的知交任庵正是周佛海和某司令长官早就相识而且双方都信得过的党外人士。潘汉年说：我们最欣赏任庵的，‘是他对祖国、对人民的忠心耿耿’。”

1940年之后频繁出现于郑振铎日记中的张叔平（摄于30岁时）。

三、张叔平：鲸吞嘉业堂藏书

1939年起，张叔平着手建设他的圣泽园藏书室。1942年10月，由郑振铎作中证人，张叔平与刘承幹签订嘉业堂售书合同：张叔平以中储券两百万元购买13.2万册嘉业堂书籍，半个月内分批交书，分批付款；存于南浔的书籍由张氏向日方办妥手续后，于一个月内搬至上海交货。到11月8日，刘承幹交付了三批宋元明刊本，张叔平共付一百四十万元支票，每张支票都设为延后一周付款。

当时上海物价一日数变，到了12月中旬，刘承幹认为他所交付的精品古籍在当前狂涨的物价下，已可抵两百万元，且迟迟未见张叔平推动南浔运书，遂去信要求解除合同。而张叔平复信主张他已付一百四十万元，但并未收到合同规定相应书籍的一半，且南浔运书正在努力疏通日方，并非主观不作为。刘方主张跟随物价更新书价，而不是以书籍册数为付款比例，张方则坚持按照合同必须交出相应册数，双方争执不下。

张叔平在嘉业堂这边使用三张延期付款的支票取得宋元珍本，另一边立即倒手卖给亿中银行董事长朱鸿仪。循例，张处首批书籍交付后，朱鸿仪先付给张一百六十万元。帮忙鉴定古籍的张元济直言相告，此批古籍皆非精品。于是朱鸿仪决意退书，而张叔平坚决不肯还款，还说可以调换其他精品，往来磋商，最后朱鸿仪不得已又多付了四十万元，结束交易。

1943年1月29日，郑振铎声明退出“中间人”，此后不再过问嘉业堂书事。这时候，刘、张争执焦点在于南浔嘉业堂书的归属。1943年秋天，张叔平已向各方面疏通，即将进行南浔搬书；刘承幹毕竟是南浔大户，亦具函请浙江省省长下令封禁保护南浔存书，次年又托到南京汪伪外交部长禇民谊，于是张、刘双方在南浔运书上再度僵持。

五年前，东亚同文书院与上海“满铁”等日方机构都没有能力搬出的南浔藏书，为何张叔平却能“从空伸出拿云手”呢？刘承幹在《壬午让书纪事》书中没有说清楚的“历史缝隙”，恰恰是张叔平的另外两个身份——张子羽、任庵——所造成的。前者让他有了周佛海的汪伪政府靠山；后者则让他可以通过袁殊（汪伪“清乡”运动的实际负责人）获得搬出南浔藏书的物资通行证。

四、1944年的多面张公子

1944年的上海，物价高昂，书价亦高，但是等着售书来换米的人家尤其多，于是上海书市就出现了“有价无市”的惨淡局面。人散我收，正在扩充藏书的张叔平出手阔绰，颇有逆市而上的气势。此年2月，郑振铎售让了一批《纫秋山馆行箧书目》内的古籍给张叔平，具体金额未详。7月，郑振铎获得张叔平资助纸款约一万五千元，9月，再获张叔平赞助出版《明季史料丛书》。郑振铎在送给张氏的《长乐郑氏汇印传奇》“特制赠送本”上题词：

叔平先生古道热肠，助人救世，日不暇给。此书之得于乱离之代，印成问世，全藉叔平先生之力，固不仅予一人私衷感之也。

张叔平真正“日不暇给”的事业，并非购书，而是代表第三战区与汪伪汉奸做交易，以换取日军撤退后接管上海的捷径。周佛海的儿子周之友《周佛海浮沉录》回忆：

1945年初，当周（佛海）计划将上海搞为“不设防城市”时，顾（祝同）也来电望周积极进行。因为三战区靠近沪杭地区，本来设想顾将接管沪杭，因此周、顾都寄很大希望于对方。张子羽就多次向我表示这样的意见：将来最快进入上海的定是顾祝同，因此你父亲大有作为。

1944年11月，张子羽亲手将周佛海、叶蓬、罗君强三人请求“将功补过”的信件交给顾祝同，由顾向重庆报功。这次信函基本确定了“周、叶、罗三人动用伪军力量配合国军反攻”的合谋。顾祝同令张子羽携信件至沪，表示重庆接纳三人的“反正”，由张子羽负责联络跟进。

同一时期，张子羽的另一重身份“任庵”也没有闲着。任庵将掌握的情报转给华克之，“任庵在替双方传递消息的同时，也把这些内幕源源不绝由华克之传送到延安。特别在抗战胜利前的十个月中，华克之通过任庵和他自己在周佛海公馆的活动，几乎完全掌握了周佛海的活动。”（《中共党史人物传：精选本9·隐蔽战线卷》）

1945年初春，任庵接到顾祝同转给周佛海的一份绝密指示：蒋介石委任周为“京沪保安副总司令”，命令他收编、整编在上海各地的伪军，以备反共。华克之迅速将情报发往延安，中共中央很快在报上曝光此消息，从而使蒋、日、汪暗中勾结的内幕大白于天下。

张子羽晚年以书法谋生。

五、亡命香港，与影星张织云共天年

1945年初夏，世界战局渐趋明朗，周佛海加紧通过张子羽向重庆表忠心。政治身价水涨船高的“张叔平”重新发起攫取嘉业堂书的活动。张氏授意汪伪上海保安司令部参谋处长余世杰带领伪警十余人封存了朱鸿仪家书籍，扣押朱氏加以威逼利诱，最终令朱氏“自愿”解除契约，书籍由张叔平取回。7月，伪警将刘承幹家中所有书箱贴上保安司令部封条，又将全部刘氏藏书搬到一个工场封存。刘承幹在7月29日具呈周佛海（时兼伪上海特别市市长、保安司令）请求秉公彻查、发还书籍，因周氏不在，由秘书长罗群强代理。刘承幹又再呈请浙江省长丁默邨主持公道，结果发现罗、丁二人都是湖南人，且与张叔平皆有往来。

1945年9月20日公布的第三战区驻沪工作人员联合委员会名单上，出现了“联络处处长张子羽”。张叔平至此恢复张子羽的本名，忙于接收伪产。那边厢，并不知道张叔平身份的刘承幹以为张的后台周佛海倒了，事情会有转机，9月23日，他呈请上海新市长彻究发还书籍。10月19日，上海警察总局局长口谕发还刘氏书，刘家人正从工场搬回半数书籍的时候，前来阻止的张叔平出示“第三战区驻沪联络处处长张子羽”名片，指称刘承幹是汉奸，所有书籍皆卖与日本人。已搬回刘宅的书籍遂由警察局封存，尚在工场者则搬往江宁区警察分局暂管。之后两个月，双方各自找关系，均调解无效。

延至1946年1月，蒋复璁、顾毓绣、徐森玉三人到刘宅调解，称张叔平已表态将1942年所买嘉业堂书捐助政府，与刘氏合同内未交之书（包括南浔存书），现由政府出款收买；其余合同以外之书，无条件发还刘氏。刘承幹勉强答应，嘉业堂购书纠纷至此平息。

隐蔽战线上的“任庵”，悄悄干了一件大事。他和华克之（1945年后改名“张建良”）暗中做通了日本战犯的思想工作，把日军遗留下来的TNT炸药五卡车、机枪一百九十余挺，偷偷运出上海，输送给了新四军。军火送走后，华克之就离开上海去香港。军统很快察觉此事后，连夜封锁上海的机场、车站、码头等交通出口，下令追捕张子羽归案。之前张子羽曾帮“脱线”的中共地下党员范纪曼恢复组织关系，并令范纪曼改名为“范贤本”进入国防部二厅，担任驻沪国际组少将代理专员。范纪曼名下有一家“太平洋渔业公司”，1948年4月，范纪曼穿上少将制服，亲自用军牌车，将张子羽送到国民党要人常住的复兴岛，乘渔船出海，先到南朝鲜，再转香港，安然脱险。

因向新四军输送军火而亡命天涯——这是张子羽在红色革命史留下的最后印迹。临走前，张子羽委托范纪曼照管他1941年购入的独立花园小楼——霞飞路愉园5号洋房（今淮海中路1350弄）。范纪曼以国防部少将专员身份令这栋洋楼免于被查封，直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才将房子交给人民政府。现在该宅作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门前贴着一块“潘汉年旧居”的铭牌，牌上写道：“抗战后期至1947年，此宅曾经是潘汉年领导的中共上海地下党的一个秘密据点。日寇一投降，这里门前即挂起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部上海办事处的招牌，实际上是由潘汉年领导的中共地下机关。”

张叔平亡命香港后，主要活跃于旧体诗人圈子，与港台文化名宿多有唱和。1974年，张叔平生前好友将其旧体诗结集为《蜷厂遗稿》自印本，书中有首《同织云沙田访茂柏山居》诗云：“世外安知岁月迁，是中人可共天年。修林万绿滋幽想，古磴繁英断俗缘。故国山川成梦寐，上方钟磬落云烟。凭君一话成清赏，微雨催归夕照边。”

张织云。

诗中与张叔平“共天年”的“织云”，就是1926年上海票选出来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电影皇后”张织云。她曾红遍中国，随着无声片时代的走远而渐渐沉寂，在抗战前期沦落香港，一度困顿至连生活都发生问题。唐郎《张织云病逝经过》称：“在1950年春，她因环境所迫，乃第三度在香港再嫁，其夫亦张姓，此次结婚，因彼已美人迟暮，浪漫个性已稍敛迹，与张君尚能相安，乃夫唱妇随一个时期。”张叔平是张织云的第三任丈夫，1954年《华侨日报》有条报道称：“老牌电影明星张织云大前天和一个中年男子到高等法院婚姻注册登记结婚。他们在登记簿上写的姓名是：女的张织云，四十八岁，寡妇；男的张永明，五十二岁，鳏夫，商人，住址都是九龙金马伦道。”二人可能在1950年即在九龙金马伦道同居，1954年方才正式登记，张叔平把年龄改小了五岁。

张叔平晚景颇为清苦，主要依靠出售藏书与写书法谋生，偶尔需要旧友资助。据说当年香港一些报刊举办征文、书法比赛之类的活动，常以获张叔平书法条幅为一等奖而相号召。张织云1963年11月在香港去世，1970年5月19日，张叔平因心脏病逝世，《香港工商日报》次日刊载《名诗人张叔平逝世》评价他：“诗、文、书法，并为时重，历任军政要职，居官廉洁勤慎。抗战期间，奉命策划敌后工作，多所建树，而对于抢救中国历史文物，尤为当局嘉尚……骨灰将与其已故夫人张织云女士合葬于九龙志莲胜苑永供。”

张叔平显宦的世家出身，深广的政军人脉关系，使他在风云多变的大时代里纵横捭阖，恣意穿梭于多个身份之间。卖空买空，左右互搏，令底下的观众眼花缭乱，说到底还是没有立身之本。正如郑振铎所云：“作事非‘踏实’不可，一弄玄虚，便入魔道矣。”

吴真

责编 刘小磊